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怎么用

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怎么用?

昨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今年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用于疫苗、药物和快速检测技术研发等。抗疫特别国债是什么?与其他特别国债有何区别?如何发行?投向何处?新京报记者采访专家学者进行解读。

民法典的权威,不仅需要被信仰,还需要被敬畏。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是维护民法典权威的有效手段。各级政府要以保证民法典有效实施为重要抓手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学习、遵守、维护民法典的表率,提高运用民法典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能力和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动民法典不断完善发展,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作用。(尹贵龙)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如何落实这一政策思路?如何评价已出台的减负举措产生的实际效果?

许善达:目前,宏观税负水平依然总体偏高。现在的判断认为,国家税收制度的竞争力仍然是不足的,所以减税降费还要继续做。那种认为不能再减税降费的主张是不符合实际的。

许善达:当前形势下,保障就业和民生,尤其是解决中小企业和普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现在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今年不提经济增长目标,就是要把就业放在第一位,就业和民生是关系着整体“经济筋骨”的问题。要稳住经济,首要任务就是稳住就业。

从2016年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起,中央对宏观税负水平的判断已从稳定宏观税负转变为降低宏观税负,确定了减税降费的重大战略调整。直到现在,继续降低宏观税负水平、继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依然是中央的决策。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颜色日前在一份报告中也称,在当前疫情冲击下,经济增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若经济受损严重,则需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稳定经济。为了应对政府收入下降支出大幅上升的财政缺口,特别国债低成本、长周期的特点是为财政收支缺口融资的较为理想的方式。

“就业和民生是关系着整体经济筋骨的问题。要稳住经济,首要任务就是稳住就业。”许善达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扩大普通劳动力就业,扩大消费和投资等措施,都是稳就业、保民生的重要措施”。

许善达:目前已减免的税款中,有一部分是真正减掉了,有一部分是推迟了收税时间。从当前情况看,减税降费还有很大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在判断宏观税负高低时,直接以税负百分比与外国对比的方法是不科学的。从根本上看,税负水平的判断是政治判断,应从四个方面综合研判:一是国家安全,要考虑国防军事的投入;二是居民福利,要考虑医疗教育的开支;三是行政管理,要考虑行政范围和效率;四是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这一个因素在当前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形势下尤为重要。

新京报记者 王姝 程维妙 姜慧梓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对新京报记者分析称,发行特别国债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这次为应对疫情,政府支出巨大。一是对控制疫情的直接支出,比如建医院、人员救治、测试和集中隔离等,都由政府埋单;二是疫情对经济构成了一系列影响,政府采取减税等措施,同时企业停工停产导致收入减少,进一步影响政府税收;三是给予一部分居民和企业补贴,特别是有些居民疫情期间没有收入带来的失业救济问题,都是政府支出。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15日统计,日本已有901名确诊患者出院。此外,“钻石公主”号邮轮确诊的712人中死亡人数增至13人,累计645人出院。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财政政策的关键在于“动态调整”,我国一直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为目前的赤字率调整与特别国债的发行提供了充分的预留空间。

特别国债发行过几次?

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都会花到哪里?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查的《关于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以下称预算报告)显示:全部转给地方主要用于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并预留部分资金用于地方解决基层特殊困难。

特别国债是国债的一种,其专门服务于某项特定政策,支持某特定项目需要,因此被称为特别国债。

中金固收团队称,1998年特别国债的发行,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中国银行业改革,提升中国金融业的国际认可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厚生劳动省的统计还显示,截至15日,日本完成病毒检测94236份,较前一日增加4685份。但距首相安倍晋三希望达到的每天2万份的检测能力仍有较大差距。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民法典共1260条,全文逾10万字,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从婚姻家庭到物权债权,大到对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保护,小到高空抛物、霸座、手机APP收集信息、孩子给游戏大额充值、小区电梯广告收益等等问题,包罗万象的民法典,将守护每个人一生一世,深刻影响14亿人的生活。应该看到,我们今天迎来了民法典的意义之重,不仅在于美好未来由此开辟,更在于从今往后,法治观念和民法典体现的基本精神更加深入人心,法典将从文本走向生活,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民法典的实施将是我国法治建设领域中的一件大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切实实施民法典”安排这次集体学习,目的正是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的重大意义,更好推动民法典实施。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应当高度重视,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环节都要参与其中,提前谋划,积极行动,确保民法典得到有效贯彻实施。

为何要发行抗疫特别国债?

此外,全面推行“营改增”之后,地方税体系中没有主体税种,考虑到其他税没有成为地方税支柱的能力,我们研究院几年前建议可以把消费税作为地方税体系的主体税种,先征收汽车、摩托车等便于地方监管征收的税目,同时提高增值税的中央分成比重。这样一来,调整了税收结构,调整了财政支出结构,整个中央地方的新财税体制就得以形成,这是一个多方利好的解决方案。

第一项是关于消费税的问题。我们几年前建议国家调整消费税的税收环节,改到在零售环节征收。早在 1994 年,国家就计划制定消费税的相关政策,但是当时征收能力有限,只将征收环节提前到生产批发环节。2016年全面推行“营改增”之后,开始特别鼓励消费,消费税改为零售环境征收并改为地方税,消费越多,政府消费税也就越多。这对我国经济发展导向作用有很大的变化,符合中央的精神。以汽车产业为例,若今后将消费税挪到零售环节征收,生产厂商不用交税,能降低融资成本。地方政府就会鼓励当地居民多消费。总之,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不是简单的征收环节变化,它在宏观环节上有很多的导向作用。

据NHK电视台统计,东京都15日新增确诊病例127例,累计确诊2446例。目前日本47个都道府县只有岩手县未报告确诊病例。FM东京15日说,这家广播电台的一名记者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这名记者此前到过国会和首相官邸采访。

现阶段,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的变化正是支撑税收政策变化的关键。减税降费是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尤其对制造业有重大意义。全球化发展多年,税制的竞争力功能进一步凸显。因为在全球化情况下,任何一个经济体的企业都是在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税制范围内经营,但是要在全世界参与市场竞争,如果这个经济体税制缺乏竞争力,那么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制约。美国实行大幅度减税措施后,使中国的税制竞争力总体低于美国。因此,中国的减税降费还将继续。

这1万亿将花在哪里?

民法典事关千家万户和各行各业,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我们要以施行民法典为契机,广泛开展民法典普法工作,将其作为“十四五”时期普法工作的重点来抓,引导群众认识到民法典既是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也是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循的规范,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同时,及时把民法典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强对青少年民法典教育,努力让每一个人走近民法典、了解民法典、运用民法典。

此外,要充分动员新资源进入市场,拉动产业链就业和经济增长。当前,中国还有很多没有进入市场的资源,包括土地、农村宅基地等。现在国家提出3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放开落户,就是想把这部分资源动员出来,进入市场。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而言,这部分新注入市场的资源可以创造新的机会和财富,从没有市场价值的资源转化为具备市场价值的资源,这是目前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战略。

其次,要扩大普通劳动力就业,通过投资项目、投资产业、鼓励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发展,带动产业链就业。目前,中国的杠杆率仍处于可承受范围,可以考虑发行10年~15年的长期国债来解决财政投资预算不足的问题。

昨日在部长通道上,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谈到抗疫特别国债时谈到,“当中一部分要用于相关地区补短板强弱项的投资。最重要的是通过政府的作为,带动社会资本跟进。”

第二项是关于社保费的问题。国家已经决定划转国有资本给社保基金,但是进度不快,继续降低社保缴费就缺乏资源,国家也决定在制度上把分省统筹变成全国统筹,只是尚未确定完成时间。中国社保制度的形成有两个关键因素,第一个因素是1998年制定社保制度的时候,中央制定了一个比较高的费率,现在降下来难度很大,但一定要坚持降低,要降低到跟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基本相适应的水平,社保缴费率虽然是职工的缴费,但它仍然是企业劳动力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个因素是体制问题,发达国家的社保制度是全国统一的,而中国在制定社保制度之初,当时的中央财政没有能力去承担全国统筹社保,因此推行分省统筹,将社保制度的责任下移到地方。地方统筹解决了当时职工下岗分流问题和中央财政困难的问题,但是,毕竟和全国统一市场是不协调的,特别是这导致了大量农民工就业者享受不到社保政策。

第二次特别国债发行是在2007年,当时的背景是我国因持续增加的外贸创汇而导致的基础货币增加,同时对外汇储备管理进行改革。该次共发行8期、规模1.55万亿元特别国债,期限分10年、15年期,其中0.2万亿元向社会公众发行,用于向央行购买现汇及汇金公司股权,注资成立中投公司。

1998年8月,财政部宣布发行期限为30年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向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定向发行,用于补充四大行资本金,化解不良资产,提高资本充足率。据公开资料,1998年时,国有四大行不良资产比例达20%,为处置不良资产,财政部还设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分别对接四家银行。

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十多部民事单行法“聚沙成塔”,66年民事法律创立和修订的“接力赛”,几代中国人“厚积薄发”,民法典终于颁布实施,实现了几代人的夙愿。民法典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法典,是一部体现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典,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典。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民法典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翻开新篇章、拉开新帷幕、迈开新步伐。这部兼具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反映人民意志的良法,将在中国制度文明史上树立新坐标。

第二,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加大对企业研发的支持力度。当前,对比美国和中国在研发投入上的税制差距,美国的海外回流税款中有三分之一会流入研发。2018年,科技资源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超过4%,而中国的投入2019年占比仅为2.17%,投入总量差距则更大。因此,中国在普惠制降低税率减税之后,还要进一步加大科技研发的税收投入,更好地鼓励、引导企业向增加科技含量上发展。比如所得税加计扣除,即企业投入研发的费用,在税前,按照150%扣除,现在提高到175%,建议将来这个比例提高到200%、250%,甚至300%。

我国历史上发行过两次特别国债,分别在1998年和2007年,其中2007年发行的部分特别国债在到期后进行了定向续作。

“今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综合研判当前形势,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作了如此表述。

许善达:政府考虑财税战略时,要在中国企业竞争力和财税需要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目前,我认为需要重点考虑两个重要的财税领域——消费税和社保费。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表示,发行特别国债其作用可能更多是用于促进消费,以扩大消费的方式来对冲外需对经济的拖累。用于促消费,不仅能将支出的选择权交由居民部门和市场,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还可以有效切断“海外经济体正常企业生产与居民消费受影响—外需大幅减弱—居民收入下降—国内消费支出大幅下降—面向内需的企业收入下滑—企业裁员求生—失业增多—国内消费进一步减弱”的恶性循环,充分发挥消费的杠杆效应,带动上下游产业的需求,更好地稳增长与保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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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前,财政部长刘昆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一文也提到:通过抗疫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多种渠道,增加政府投资,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有效支持补短板、惠民生、促消费、扩内需。

稳就业、保民生,这同样是联办财经研究院专家、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关注的重点。他认为,当前形势下,保障就业和民生,尤其是解决中小企业和普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现在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

中金固收团队表示,2007年这次特别国债发行被认为有利于抑制经济过热与缓解央行流动性对冲压力,具有与货币政策相协调、配合进行宏观调控的职能。

报告指出,无论是保住就业民生、实现脱贫目标,还是防范化解风险,都要有经济增长支撑,稳定经济运行事关全局。要用改革开放的办法,稳就业、保民生、促消费,拉动市场、稳定增长,走出一条有效应对冲击、实现良性循环的新路子。保障就业和民生,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

“即使国内疫情结束,但国际可能还没有结束,所以考虑到收支缺口的长期性。另外疫情期间曝出了公共服务方面的短板,国家提出要加大医疗卫生领域的建设、防护材料的生产储备等,这也是一笔支出。这些额外支出的负担和收入减少的缺口,需要有资金来弥补。”赵锡军称。

首先,要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降低企业的负债率和融资成本,降低企业的用人负担,稳住企业员工的就业。

对于预算报告中对抗疫特别国债偿还本金的安排,中央财政偿还30%,地方财政偿还70%,施正文认为体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担风险的特点,特别是发挥中央财政统筹优势和调控能力,符合多级财政体制的要求。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19期

两会前,一些专家曾预测抗疫特别国债的发行规模为2万亿或者3万亿。《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孙国君表示,抗疫特别国债是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手段,整体规模是合适的。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大减税降费力度,继续执行下调增值税税率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等制度,新增减税降费约5000亿元。你对此如何看待?

施正文认为,抗疫特别国债的发行最好能市场化运作,面向商业银行、企业和百姓,保证央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要协调配合,通过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保证货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市场利率下行,减少债务挤出效应。

第一,解决留抵扣税的问题,扩大退税规模。现行留抵税款规模已超万亿元,在“营改增”之后,还迅速上升,增速高于税收增速,冲掉了一部分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减税的红利。本质上,留抵税款是政府的负债,相当于政府占用了企业的资金,此项预缴税款会抑制企业投资,尤其对于高科技、重资产的企业负面影响很大。最近两年,政府已经在通过一般预算收入推行留抵税款退税,但由于预算收支困难,退税规模只有千亿元规模。因此我们研究院建议,发行特种国债或者专项国债一次性全部退还,利息由政府承担,这样一来,整个国民经济能节约好几百亿的成本,可以大大减轻高科技重资产企业的融资成本负担。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一季度,全国累计实现减税降费共计7428亿元,叠加去年超2.3万亿元的大规模减税降费效应,接下来减税降费的空间还有多大?

中国新闻周刊:下一步减税降费的重点领域可能有哪些?

今年发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元,“当中一部分要用于相关地区补短板强弱项的投资。最重要的是通过政府的作为,带动社会资本跟进。”

第三,进一步完善减税结构,继续降低高科技重资产企业税收负担。当前,中国强调经济转型,也就是高质量发展,核心是增加经济发展中的科技含量。政府需要引导企业加强对产品科技的投入来适应全球市场的需求。例如,当前工薪收入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为45%,比发达国家高得多,实际上对高科技人才加税了,也就加大了高科技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建议可以降低税率,同时减少税档、扩大级距。此外,当前全国社会保障缴费率普遍高于35%,可以进一步降低。这些措施都可以针对高科技人才降税,降低企业的高科技人才成本,从而更好地引导企业或者支持企业,鼓励企业雇佣高科技人才,提高科技含量。